愿景青春
2008年7月份《文汇时评》整理(转）
明轩 发表于 2008-07-16 22:04:32
申遗冲动不等于历史担当
沈坚
●国人对于在国际舞台上申遗积极投入，热衷参与，这无疑是好事，却也不乏隐忧。申遗成功，必将大大提高有关遗产地的知名度，扩大旅游开发宣传的力度，推动经济增长，直至彰显相关官员的政绩。正是缘此，各级政府和官员乃至当地百姓，也就产生了极为炽烈的申遗冲动与热情
●自然、文化遗产大都确可用于促进旅游业，但从根本上说，推动旅游业、对遗产的开发利用，毕竟不应是申遗的主攻方向，置于第一位的，该是着力保持和延续与遗产相联系的环境，由遗产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涵
●申遗为了什么？首先还在履行我们的承诺与责任，是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护祖先留下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生存的家园。开发利用、发展旅游，谋取一定的经济收益，都是可以的，但必须从属于首要目标，是第二位的，这个关系绝对不可颠倒
每年初夏，因着一年一度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和一批世界遗产新项目的入选，文物保护之议又要热上一阵。在刚刚过去的魁北克大会上，福建土楼和江西三清山顺利过关，分别当选为“新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至此，中国遗产地的数量已升至37个，成为名列世界前茅者之一。
从目前全国各地来看，具有“申遗”意愿的待选项目，仍多达200个，这表明，我们的潜力、后劲相当大。正全力奔向现代化的中国，却有着天赐的自然美景，全球独此一份的骄人的历史文化财富，如同一位访华外国专家曾感叹的，他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这当然足以令我们自豪，而问题在于，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这个民族的后代，我们能够永久地管好这份家业，守住这份遗产吗？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需要长期保持忧患意识。传承和保护好民族的家园、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依然任重而道远，申遗入遗之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力推福建土楼申遗、并亲身参加魁北克大会的漳州市官员，就清醒地认识到，此次申遗的成功其实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因为这意味着保护的力度要求更大了”，那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一份更加沉重的责任。这恐怕还不仅仅表现为申遗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旅游客流量将会成十倍地剧增，对于历经百年的土楼古建筑的维护，必将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增多维修与管理方面的难度，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则是表明了一种严肃的历史担当，表达了一种对国际社会的殊非戏言的郑重承诺。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人对于在国际舞台上申遗，已从过往的闻所未闻、不太熟识，一变而为积极投入，热衷参与。这无疑是好事，却也不乏隐忧。从正面来说，当然是为了与国际秩序和理念接轨，把我们国内的自然或历史文化遗迹完好展现给世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通过国际交流，学习先进的保护和研究经验，并着力于取得国内外的各种援助拨款。但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申遗成功，必将大大提高有关遗产地的知名度，扩大旅游开发宣传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大把赚钱，推动经济增长，直至彰显相关官员的政绩。正是缘此，各级政府和官员乃至当地百姓，也就产生了极为炽烈的申遗冲动与热情。
自然、文化遗产大都确可用于促进旅游业，但从根本上说，推动旅游业、对遗产的开发利用，毕竟不应是申遗的主攻方向，置于第一位的，该是着力保持和延续与遗产相联系的环境，由遗产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涵。对遗产的认可、保持，终究属于一种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更该单纯，着意于创造、研究、播扬和传承，它同商业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行为固然可予开发利用，并转化为一定的商业效益，但这毕竟不应成为其主要的目标和功能。
近年来的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地方为招徕游客，对文化遗产、文物遗迹胡改乱建之事，屡见不鲜，拆毁真古董，却营造大批假古董，目的无非以假乱真，盲目扩充景点数量，以便向游客卖票圈钱。于是，也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荒唐事例。嘉峪关长城被无端嫁接上一段假城墙；江南水乡的街巷愈修愈新，景点愈造愈多；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圆明园的重建之议。依此思路，只怕雅典巴台农神庙、罗马大斗兽场都该另行装修，埃及狮身人面像，亦须重塑金身、给塌鼻补缺了！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时下我们的城市与社会，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时尚而不惜一再动刀整容的小姑娘。城市的拆改风潮铺天盖地，也同样波及自然及文化遗产地、大小各级文保遗址。还有学者认为，目前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和行为存在偏颇，只关注与重视“重要”的世界遗产，忽视乃至继续破坏着“普通”的遗产。看来此话只说对了一半，时下对长城、圆明园一类“重要”遗产的某些重视，其实也不见得全在保护文化或其文化价值的本身，相当程度上恐怕还含有功利性的追求，常常情不自禁地想把它们当作吸引游客的摇钱树。
申遗为了什么？首先还在履行我们的承诺与责任，是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护祖先留下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生存的家园。开发利用、发展旅游，谋取一定的经济收益，都是可以的，但必须从属于首要目标，是第二位的，这个关系绝对不可颠倒。申遗没有一颗平常心，没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以偏概全、本末倒置，只会使我们遁入歧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
“名校情结”症结在哪里
熊丙奇
●每年各地高考中，都有一批往年被一本院校录取的学生放弃志愿，选择复读以便考上一所更好的学校，他们的高考目标是“非某校不读”。有人将其归为“名校情结”，其实，我们教育的某些长期灌输，对此起到相当的潜移默化作用
●要让考生们淡化“名校情结”，首先就必须打破“身份”教育格局，一个人不能因为他被某一所学校录取，而打上影响一生的烙印。必须建立高等教育的平等、自由竞争机制，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申请入学，每所学校按照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严格进行淘汰
●必须改变围绕学历而展开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学历、学校出身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本就是不科学的人才观，这种人才观不改变，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
最近不少填报高考志愿的考生和家长来电咨询如何填报志愿，有多位考生告诉我，第一志愿填报某所学校，第二、三志愿准备放弃，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明年再复读；还有几个分数达到一本线的考生说二本志愿不想考虑，不能被一本学校录取，被二本院校录取有什么意思？
这让我想起今年高考期间，京华时报的一则报道，高考首日，北京市第七中学考点内，第三次参加高考的王军(化名)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医生为其注射安定剂后仍处于紧张状态，随即被送往安定医院治疗。王父称，王军唯一的理想高校即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两年的高考成绩都在600分左右，去年更是以609分的高分被湖南大学录取，但执著的他却因与北大失之交臂而选择复读。王父说，“孩子参加了三次高考，一门心思想上北大，我们看着他这么和自己较劲都心疼！”
孩子为什么这样与自己较劲？有人将其归为“名校情结”，即不顾自己的实力，一心向往考进名校，不惜反复复读，反复报考，以至于自己陷入严重焦虑——这种情况，其实并非仅仅发生在这名考生身上。每年各地高考中，都有一批往年被一本院校录取的学生放弃志愿，选择复读以便考上一所更好的学校，他们的高考目标是“非某校不读”。
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名校情结？分析者们把原因主要归到考生身上，认为他们“面子思想”太重，对上大学产生了错误认识。并由此告诫考生们，要珍惜大学机会，不要被名校蒙住了双眼。很明显，这样的劝诫其实对考生们没起到多大作用。解决“名校情结”这一问题，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考生们会有这种“面子思想”。
其实，我们教育的某些长期灌输，对此起到相当的潜移默化作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到2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每年高考平均录取率为60%左右，一些地方录取率已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随着这种教育形势的变化，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中，采取新的教育评价体系，不再考察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而（或明或暗）比较学校的一本率，在一本率的基础上，再看具体的升入名校数。去年，就有一地方明确规定，对考上清华、北大的考生重奖50万，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录取的每人奖5万。在具体的教学中，为激励学生们考名校，老师们经常把考上某些名校的校友挂在嘴边，宣传他们当年刻苦读书的事迹；把历年升入名校的学生信息在学校醒目位置加以公布；同时，反复提醒大家，考上某些学校，就是失败。笔者甚至听到一些中学教师直接把某些学校归为“垃圾”学校，告诉学生这些学校犹如股市中的垃圾股。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很难没有“名校情结”。
具体到学校的选择中，当前高等教育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学校相去甚远的投入产出比，也让有的考生进一步坚定宁可多花时间复读考上名校的选择。同样是高等教育，我国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之间，按法律规定，应有平等的地位，但事实上，无论在办学中，还是在学生升学、就业中，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地方的民办教育学生，至今无法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有的研究生招生机构，就明确拒绝自考生报考；同样是第一批本科录取的高校，因为分为985高校、211高校，学校获得的办学资源不同（由此影响办学质量）、办学地位（由此影响学校在各种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不同，而且毕业学生在升学、就业中的待遇也不同，有一些地区，制定的人才引进政策，就根据学校的不同层次打分，985高校学生被引进的机会远远大于一般学校学生被引进的机会；还有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执行的是非985高校学生不录用的非公开但达成共识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执行已经达到“查祖宗三代”的地步：对具有博士学位的求职者，要查其本科毕业的学校，往往如果是从一般本科学校毕业，其博士学位含金量将顿时在用人单位心目中降低；在研究生招生中，来自名校的报考者，也在面试打分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以上这些表明，被哪所大学录取，不仅仅意味着求学机会的优劣，更意味着“身份”的高低，这一“身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这也难怪为何有的中学教师会那么极端地归类大学。
要让考生们淡化“名校情结”，首先就必须打破“身份”教育格局，一个人不能因为他被某一所学校录取，而打上影响一生的烙印。打破这种格局，就必须建立高等教育的平等、自由竞争机制，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申请入学，在不同学校之间，学生可以申请自由转学，每所学校按照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严格进行淘汰。
与此同时，还必须改变围绕学历而展开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学历、学校出身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本就是不科学的人才观，这种人才观不改变，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城市的活力在于人口的流动
柴俊勇
●随着上海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户籍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上海正在站到“人口视窗”开闭的拐点上。显然，必须将优化人口结构作为上海未来发展考虑的重点之一，适时修改相关政策，在人才引进方面适当放宽迁入政策
●户籍的门槛其实是利益的门槛，户籍公平的背后是利益公平。短时间内取消户籍限制并不现实，但要改革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需要我们把握国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解放思想，用更多的勇气打破现有利益的格局，用更多的智慧设计改革的可行路径
●上海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而城市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和格局中才可能求得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恰恰是使城市系统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契机。上海城市的魅力和繁荣，同样也体现在人口的流动所迈出的更大步伐
在“世界人口日”到来之际，我们应当看到，事关上海未来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在于重视解决人口问题，着力改革户籍制度，使上海成为海内外、特别是国内一些有识人士和人才创业发展的舞台。
截至2008年3月底，本市共有户籍户数5042072户，户籍人口13813546人。上海户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变缓。2006年为980.85万，2007年为975.61万，减少5.24万，首现负增长。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总数已达287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1.6%的两倍。2007年本市外来人口达660万人，其中来沪务工人员403万人，超过2/3年龄在34岁及以下。随着上海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户籍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上海正在站到“人口视窗”开闭的拐点上。
上海正在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10%的人口从事金融产业，而目前全市金融机构就业人口约有17万，仅占人口总数的1%。上海市25岁以上人口当中，本科以上学历程度的比例为5.1%，远低于纽约（30.5%）、东京（27.1%）。如何破解上海人才匮乏与劳动力结构性矛盾，调整人口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显然，必须将优化人口结构作为上海未来发展考虑的重点之一。适时修改相关政策，在人才引进方面适当放宽迁入政策。目前，许多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受困于户籍政策、个人所得税制、工资额度管理。从长远看，户籍、个人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也很难让来沪务工人员真正扎下根来。
上海从2002年开始实施了居住证制度，持有者可享受创办企业、子女就读、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等待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户口”附加了太多的权利和福利。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问题。可以研究把其中一部分剥离出来，与居住证对接，同时赋予居住证更多的福利。比如，医保是一种“付费享受”的保障政策，更多的是根据劳动力自身企业状况而设定的，这类社会保障似不应设置门槛。无论是具有上海户籍的，还是拿居住证的，应该一视同仁。还有，按目前的规定，有居住证人员的子女可以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可以在上海读到初中毕业，而读高中一般情况下只能回原籍，这给很多来沪务工人员造成了困惑。
我们国家拥有13亿人口，如果没有户籍管理无法想象。长久以来，改革户籍制度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负载着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更多的冀望与期盼。单纯取消城乡人口二元结构，恢复户籍制度本身的人口登记、人口信息管理功能并不难。但要改革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不破除各种障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全面稳步推进，尤其需要解决的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因户籍带来的制约。
户籍的门槛其实是利益的门槛，户籍公平的背后是利益公平。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之所以总是落后于公众的预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薄薄的户口本上纠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因此，要着力研究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户籍与福利相脱钩，渐进的改革方法，以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剥离那些利益勾连，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人口压力已经相当严峻的上海而言，一旦户籍改革出现了实质性突破，住房、交通、医保、养老、教育等方面都将骤然面临巨大压力。在我们的国家，尤其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短时间内取消户籍限制并不现实。在那些城乡发展水平大体相当或差距并不显著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自然不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烦恼，而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与人家还有相当距离。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国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解放思想，用更多的勇气打破现有利益的格局，用更多的智慧设计改革的可行路径。我们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高度来考虑，加快破除各种利益的壁垒，推进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均等化，以权利的平等推进利益的平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口的流动对于城市发展的正面效应将日益强烈的显现出来。目前，上海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而城市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和格局中才可能求得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恰恰是使城市系统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契机。人口的集聚带来了资本的集聚，信息的交汇和文化的交流，从而成就了城市的规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往往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地区发展的水平，上海城市的魅力和繁荣，同样也体现在人口的流动所迈出的更大步伐。
（作者为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常务理事长）
重视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问题
黄清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办高校尤其是部分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中仍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制约了民办高校健康发展，亟须加以引导和规范
●从长远看，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任务仍相当艰巨，人们对多元化办学寄予厚望，民办高校发展前景广阔。为此，明智的学校举办者应着眼长远，坦诚接受行政监督及指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清醒看到，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绝非“权宜之计”，不可因少数学校出现一些偏差就因噎废食
●对民办高校的管理，要始终坚持鼓励与规范并重原则。当前，在鼓励扶持上，迫切需要在教师平等身份及公平待遇、学校产权归属、举办者出资的合理回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上，出台可操作的解决办法，以消除民办学校后顾之忧，从根本上促进健康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获得快速发展，业已成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涌现出了一批上规模、上水平、上层次的民办院校。
但从全国范围看，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办高校尤其是部分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中仍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其主要表现：一是办学理念存在一定偏差。有的举办方将办学视为纯粹投资行为，存在过度营利动机，影响了教育公益性；少数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招生、收费和文凭发放等环节存在明显失范行为，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办高校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声誉；二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有的学校董事会形同虚设，有的则不按章程行事，不恰当介入校务，造成管理无序；三是党的基层组织有待健全。部分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至今未建立党组织或未正常开展活动，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难以发挥，致使个别学校违规违纪办学行为得不到有力监督和及时纠正；四是教师权益保障亟待加强。因民办高校教师身份不明确，加上一些学校不够重视队伍建设，教师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导致不少教职工缺少集体归属感；五是部分学校发展后劲不足。受经费和师资等制约，少数学校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所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有的学校忽视内涵建设，在外延上盲目扩张，受生源影响，发展难以为继。
上述不规范行为制约了民办高校健康发展，亟须加以引导和规范。实践表明，依据宪法和相关法规规定，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稳定出发，建立民办高校督导制度，向民办高校派驻党委书记、委派政府督导专员，对少数学校办学失范行为加以监管、引导和规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别应从民办高校实际出发，重点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在指导思想上，明确规范的目的在于促进。当前有两种倾向，必须加以克服：一是有的民办高校举办者及办学者将“规范”视为对学校内政的干预，予以排斥和抵制；二是有的教育行政部门将“规范”当作政策工具，希望借助“规范”，对民办高校的发展进行“刹车”和“重新洗牌”。这两种倾向都是对“规范”要义的误解，均不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从长远看，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任务仍相当艰巨，人们对多元化办学寄予厚望，民办高校发展前景广阔。为此，明智的学校举办者应着眼长远，坦诚接受行政监督及指导，自觉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办好让人民满意、政府放心的教育。而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清醒看到，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绝非“权宜之计”，不可因少数学校出现一些偏差就因噎废食，而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民办高校的意义和作用，真正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精神，在加强引导、规范管理的同时，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
——在工作方针上，规范管理必须依法照章进行。比如，督导工作要把握好参与管理的“度”，明确督导主要是起监督、引导和保障作用，而不能越俎代庖，具体操办学校内部事务。应该强调，督导不是对学校事务进行表态式的消极检查和监督，不是简单化、惩戒性的结果处理，而是要善于动态地分析研究问题，因势利导，改进工作。督导专员除了要履行政府赋予的监督职责外，还应与学校之间建立起民主、合作、宽松和谐与相互信任、尊重的关系，善于调动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提高督导工作的质量和实效，促进民办高校的规范与发展。
——在具体措施上，规范管理应与鼓励扶持并举。民办高等教育也是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对民办高校的管理，要全面贯彻“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十六字方针，始终坚持鼓励与规范并重原则。当前，在鼓励扶持上，迫切需要在教师平等身份及公平待遇、学校产权归属、举办者出资的合理回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上，出台可操作的解决办法，以消除民办学校后顾之忧，从根本上促进健康发展。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已作了有益探索。例如，上海市设立民办教育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民办高校教学高地建设，并基本解决了民办学校学生平等待遇问题，有力促进了学校发展；黑龙江省通过地方立法免除了民办高校资产过户所有规费，对校产加以明晰，并给举办者发放出资证明书，推进了学校法人财产权的落实；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让民办学校教师参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使其退休待遇与公办学校教职工保持基本相当的做法，为民办学校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广州市国税部门日前明确，自今年起免征民办学校所得税，既维护了学校合法权益，也鼓舞了举办者的信心；而湖南省政府近期将民办学校定性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则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民办学校及其教职工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政策待遇。
（作者为上海建桥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节能减排需完善绿色能源机制
雷鹏
●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带来了环境保护和资源特别是能源供应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按照中央要求，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加大洁净的绿色能源的比重，有助于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不仅仅是把绿色能源作为煤炭的替代物，以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还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
●推行绿色能源机制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本身必须首先是可持续的。我国的绿色能源机制可以建立在绿色能源配额基础上，同时，为提高全社会的绿色能源生产效率，可以引入绿色证书交易市场
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并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带来了环境保护和资源特别是能源供应的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使我国国家形象和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按照中央要求，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由于煤炭是我国最为主要的初级能源，而煤炭利用中产生的污染也是我国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因此，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加大洁净的绿色能源的比重，有助于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事实上，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不仅仅是把绿色能源作为煤炭的替代物，以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还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比如发展绿色能源，特别是石油的替代能源，可以降低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际上绿色能源的生产技术尚在发展过程中，绿色能源的生产成本还相对较高，无法直接与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进行竞争，因此，许多国家都有促进绿色能源发展的政策扶持，即绿色能源发展机制。国内对绿色能源的政策支持也已经开始出现。上海于2005年推行绿色电力认购机制，使上海成为我国率先探索实施绿色能源机制的城市，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进行尝试、探索绿色能源机制的城市。上海绿色电力认购机制的核心是绿色电力生产企业以较高的价格将电力上网，鼓励包括企业和家庭在内的终端电力用户自愿认购绿色电力，支付较高的电力成本。认购不足的部分，由电力公司消化。所以，它基本上体现由政府（由国有电力公司代表）和企业及公民共同承担绿色能源较高生产成本的思想。
推行绿色能源机制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本身必须首先是可持续的。什么是可持续的绿色能源机制？可持续的绿色能源机制应该体现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能够调动全社会发展绿色能源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补贴或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心。上海目前由企业和公民认购的绿色电力数量还较少，说明我们的绿色电力认购机制在其可持续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巨大空间。
传统能源生产的外部成本巨大，这些外部成本包括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引起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下降和对健康的威胁，也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外部成本可能远远高于能源本身的价格（如果考虑这些外部成本，像火电成本就将是其市场价格的1.5至2倍）。而绿色能源不产生或者较少产生外部成本，这是其外部效应。由此，完善的绿色能源机制必须体现对绿色能源外部效应的补偿，而这些补偿应该来自外部成本的产生者——传统能源的生产者，以及传统能源外部成本的受益者——能源消费者，且传统能源的生产或消费越多，这样的补偿义务也应该越大，这样符合“谁受益，谁埋单”的原则。
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的绿色能源机制可以建立在绿色能源配额基础上，即给能源生产商或消费者规定一定比例的绿色能源比例。例如，要求电厂生产的电力中，必须有1%的电力由可再生能源生产；要求一些企业消费的电力中，必须有1%是绿色电力（可先从能耗较大的企业开始）。这样的绿色能源配额，为绿色能源市场带来了原始的需求。同时，为提高全社会的绿色能源生产效率，可以引入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生产或使用一定数量的绿色能源就可以获取一张绿色证书。这样，绿色能源生产效率较低的能源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一定数量的绿色证书以满足其绿色能源配额，使其绿色能源生产义务得到履行。
在我国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节能减排已成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对节能减排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产业发展除了需要技术的支持以外，完善的政策机制更是必不可少的。显然，十分有必要对现有的绿色能源机制运行情况加以总结并进行深入探索，从而大力提高全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作者为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贝塔斯曼停业给中国企业的思考
苏勇
●企业管理学理论指出，企业要经常评估自身所处的环境因素。在分析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时，企业要认清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方面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且要及时根据这四方面的变化趋势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
●在上世纪末，贝塔斯曼新颖的图书销售模式，对当时仍然停留在依靠传统门店卖书的新华书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与13年以前贝塔斯曼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候的形势完全不同。而从贝塔斯曼图书业历程来看，显然其经营战略的调整是滞后的，其对市场的感觉和反应是迟钝的，其商业模式创新也是有所欠缺的
●任何企业，即便是已对某种商业模式应用娴熟，也不能一成不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企业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要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要常怀“忧患意识”，善于从环境的各种细微变化中察觉威胁或者机会；要入乡随俗，花大力气研究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方式
世界著名企业、四大传媒巨头之一的贝塔斯曼集团，继上月宣布关闭分布于中国内地18个城市的36家实体书店之后，近日又宣布正式终止上海贝塔斯曼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业务，至此，其一度如日中天的在华图书业历程画上了句号。
贝塔斯曼集团1995年进入中国内地，走过了13年的发展道路，其事业顶点是在2000至2001年，当时公司在华年销售收入超过一亿元，最多时候，贝塔斯曼书友会拥有150万会员。纵观其商业模式，主要是靠发展书友会会员，然后会员通过电话和网络、门店购买图书，可以享受一定折扣。在上世纪末，这种新颖的图书销售模式，对当时仍然停留在依靠传统门店卖书的新华书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贝塔斯曼每月给会员寄送印刷精美的图书目录，进行主动的商品信息传播，使所有会员能够及时了解图书出版信息，有针对性地选购自己所需书籍，而且八折左右的书价折扣，动摇了原来铁板一块的图书价格市场，这使得贝塔斯曼当时占领了相当部分的图书市场份额。
企业管理学理论指出，企业要经常评估自身所处的环境因素。在分析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时，管理学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简称为“PEST”的分析框架，即企业要认清自身所处的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技术(Technological)四方面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且要及时根据这四方面的变化趋势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
这一道理虽然并不深奥，但企业要真正将其在经营实践中用好却并不容易。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与13年以前贝塔斯曼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候的形势完全不同。就政治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更加开放，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图书出版业比10多年前更为繁荣，图书品种大为丰富，出版速度明显加快；就经济形势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文化需求日益上升，从事文化产业的各类企业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并出现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在社会因素方面，中国社会日益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可选择的文化消费形式丰富多彩；而在技术因素方面，如果说10多年前贝塔斯曼网上订购、线下配送的图书销售方式还使人们觉得耳目一新的话，那么在今天，互联网营销、BtoC的销售方式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于去网上购物，即便是在实体商店购物之前也会去网上比价，利用互联网这一先进快捷的技术形式，为消费行为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愉悦感受。从所有企业的发展历史来看，这四方面的形势变化，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既是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其中的关键，是企业要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来应对当今社会发展日益迅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
而从贝塔斯曼的情况来看，显然其经营战略的调整是滞后的，其对市场的感觉和反应是迟钝的，其商业模式创新也是有所欠缺的。第一，当今世界，借助互联网技术，商品信息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商品信息传递速度瞬间可达，各种新媒体形式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图书商品信息的传播，如果还是仅仅依靠邮寄目录，且不说每份书目承载的图书信息量有限，而且往往出现目录还未到会员手中，相关图书的详细信息已经出现在网络上，甚至有的网上书店已经开始进行销售，这就使得贝塔斯曼的图书信息传播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二，贝塔斯曼当初视为经营利器的书价打折，而如今网上书店普遍会给出6至7折的优惠，很多实体书店也经常会给出颇有吸引力的折扣，这就使贝塔斯曼没有了优势，再加上书友会入会费的门槛和一定时间段内必须购买一本图书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定，使得日益成熟和选择多样化的中国图书消费者，对贝塔斯曼的综合感受越来越差，最终导致其市场份额流失，难以为继。
从贝塔斯曼的败退中，中国企业能获得什么启示呢？其一，企业要常怀“忧患意识”，对环境变化保持敏锐的感觉，尤其是当达到一定规模、进入成长期或者成熟期，所谓企业步入“顺境”后，这种敏锐性同样不能有丝毫懈怠，而且要见微知著，善于从环境的各种细微变化中察觉威胁或者机会。其二，任何企业，即便是已对某种商业模式应用娴熟，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企业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要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只是以不变应万变，最终就可能被市场无情淘汰。其三，任何企业，都要入乡随俗，花大力气研究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方式。一些研究结果证明，目前阶段，中国消费者善于接受新的商业模式，勇于尝试，但兴奋点也容易转移，消费忠诚度较低，价格敏感度较高。这就需要企业对商业模式加以仔细考量，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使企业在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在阅读中促进心理和谐
王世伟
●日前拉开帷幕的第十届上海读书节，向全市人民倡议：伸出援手，情系灾区，为都江堰市民捐书。用书架起一道爱的桥梁，用书建起一座爱的丰碑，为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再添一份浓浓的书香，无疑具有特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促进心理和谐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法，而读书正是可以广泛采用的良方。把读书学习活动引向深入，进一步增强读书学习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同样也需要让广大市民在感悟“知识照亮人生，读书铸就辉煌”中，充分认识读书的心理和谐功能与提升文明素质的杠杆作用
●一个酷爱读书学习的民族，是一个创新进取和不可战胜的民族；一个酷爱读书的城市，是一个活力四射和充满希望的城市；一个酷爱读书的市民，一定也是一个心理健康和幸福快乐的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全民阅读，来进一步引导阅读品位的提升
日前拉开帷幕的第十届上海读书节，向全市人民倡议：伸出援手，情系灾区，为都江堰市民捐书。倡议书说：我们每人捐出一本书，送给都江堰市的学校，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读到希望，重拾信心；我们每人捐出一本书，送给都江堰市的社区居民，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感受人间的温暖；我们每人捐出一本书，送给都江堰市的企业员工和山区农民，让他们用知识的力量重建美好的家园。这个倡议，充分体现上海人民的一片爱心和文明素养，体现了我们对灾区人民的鼓励和祝愿。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心理和谐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法，而读书正是可以广泛采用的良方。倡议书所提到的“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读到希望，重拾信心”，“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感受人间的温暖”，“让他们用知识的力量重建美好的家园”，恰恰体现了这方面的真谛。而上海要按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把读书学习活动引向深入，进一步增强读书学习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同样也需要让广大市民在感悟“知识照亮人生，读书铸就辉煌”中，充分认识读书的心理和谐功能与提升文明素质的杠杆作用。
中外学者很早就已认识到读书对于心理和谐的意义。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19世纪末英国小说家毛姆也认为：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有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可以通过读书来进行心理避难。1916年，美国学者塞缪尔首次使用了“图书疗法”这一概念，即利用书籍来进行心理的治疗，后来英国的图书馆学专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阅读疗法”，并于1984年专门建立了“阅读疗法分会”，中国学者曾将其翻译为“书目疗法”，即通过给读者开列推荐书目，让人们在读书学习中进行治疗。
读书何以有促进心理和谐的功效呢？因为开卷有益。书中深刻的哲理、高尚的人生、感人的故事、成功的案例、美丽的景色，都可以带你进入并奔驰在美感、智慧、想象的精神世界，你可以在书中找到情感倾诉的对象，促膝谈心的知己，学习效仿的榜样；你也可以在书中进行心灵洗礼，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在笔墨书香中体验共鸣和感动，解脱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寂寞、悲哀，使情感得到慰藉，在排遣、顿悟的过程中，使胸中的积郁释然超脱，达到淡泊宁静、愉悦幸福的心理和谐状态，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当人们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把读书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就能够提升个人的文明素养，促进个人的心理和谐。
在读书中，阅读名著对于促进心理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个晚上用来阅读名著对心灵所受的益处，就好像一个假日用来游山玩水对身体所受的益处一样。除了阅读名著以外，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下，读书还需要兼顾书本阅读和网络阅读。因为书本阅读体现了知识学习的基础、权威、系统、深刻、习惯、保存、阅读姿态选择的随意、阅读场所取舍的自由；而网络阅读体现了信息获取的快捷、新颖、海量、交互、共享、信息获取的无障碍、信息交流的跨时空。两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在各类群体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各异的情况下，在网络阅读越来越流行的背景下，我们首先应当大力提倡全民阅读，促进阅读形式和阅读内容选择的多样化，通过全民阅读习惯的养成，来进一步引导阅读品位的提升。
一个酷爱读书学习的民族，是一个创新进取和不可战胜的民族；一个酷爱读书的城市，是一个活力四射和充满希望的城市；一个酷爱读书的市民，一定也是一个心理健康和幸福快乐的人。在地铁车厢、车站机场、公园座椅、咖啡厅吧，我们提倡用阅读代替大声的喧哗，用书卷墨香代替酒气烟雾。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这样评论读书：“最常见的消遣方式是读书，千千万万的人都能从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中找到精神慰藉。图书馆是最能使人变得可亲可敬的地方。”美国的各大城市图书馆曾从1998年创办了“一城一书”的全民读书推广活动，促进了美国国民的读书学习。而在上海，一个遍布全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架构已经初具规模，为广大市民包括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郊区的农民的就近看书读报、网上阅读欣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近年来，全市一卡通的年图书流通量每年都递增100万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广大市民读书的热情。
读书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促进心理和谐的良方。伸出援手，情系灾区，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用书架起一道爱的桥梁，用书建起一座爱的丰碑，为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再添一份浓浓的书香，无疑具有特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教授）
高管高薪不能我行我素
周锦尉
●近年来，显得有些失衡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是一个不断引发公众争议的热点话题。市场经济发育以来，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出现，已经逐步适应；但收入差距如果不断拉开，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人们的担忧和心理落差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但资本与劳动在分配份额中的比例失调，值得重视。发展经济学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
●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的新规则要考虑中国国情，把握要适当，避免水土不服。事关利益的“游戏规则”制定，要有合理趋势把握，有程序、制约、回避规定。现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审议，给我们带来一个期待，人们希望这部法应该有国企薪金体系方面的较为合理规定，为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做一点贡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进行二审，有常委会委员在审议中说，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金差异高达数百倍，应该建立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
近年来，显得有些失衡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是一个不断引发公众争议的热点话题。现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制定的，当时有关部门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眼下这一比例有逐渐拉大之势，并未得到很好执行。国企高管年收入在上百万、数百万的已经不是少见，少数金融行业的高管已出现上千万元年薪，与职工平均工资相比，高得真有点离谱。
市场经济发育以来，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出现，已经逐步适应。但收入差距如果不断拉开，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人们的担忧和心理落差。近些年来，即便国家的多种文件都在提醒，要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趋势，市场“看不见的手”仍然使得一些人为趋利而设法规避禁令、法令，自行其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一些企业高管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市场经济就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则办事，不必多加干涉。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其一定的理由。然而，企业公司既然是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主体，它们之所为所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
现在，资本与劳动在分配份额中的比例失调，已经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但其中劳动、资本在收益中比重的不合适变化，值得重视。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到1983年有上升，从42.1%上升到56.5%，以后就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而以经营盈利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则持续上升，1978年在GDP中的比重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的比重实际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也就是劳动收入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而资本收入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江泽民文选》收入一篇文章——《做好经济风险的防范工作》，文章分析了经济风险的防范的重要性，说到有四方面的工作会涉及风险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收入出现差距和地区出现差距。一般而言，收入差距扩大，会出现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甚至心理失衡，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发展经济学认为，对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阶段性“反比关系”。在低收入阶段，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高、容忍度低，在进入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中等发达阶段，则反之，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低，容忍度高。目前，我国的人均GDP为2450美元，对收入差距的阶段性心理特征就有一定的显现。有过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生活的人们更有这种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