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青春

文字狱阴影下的《红楼梦》

在讨论《红楼梦》时，应谈以下《红楼梦》成书的社会背景：

公元1644年至1840年是清朝繁荣时期，即“康乾盛世”文字狱闹的很厉害。乾隆帝登基之初，本想舒缓一下雍正朝政治紧张的空气，采取了一些相对松弛的措施。不料在乾隆十六年（1751）冒出一个“伪奏稿”，形势由此而逆转。所谓“伪奏稿”，根据我组在查找的资料来看，是由以直谏闻名的孙嘉淦的奏稿，此稿当然并没有上奏，只是以奏稿的形式在社会流传。并且当时满族贵族统治全国对文人们写的诗词文章特别注意，进而影射朝廷的冤事就越来越多了，比如把人家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都处以极刑，甚至刻书，买书和赠过书的人也都被牵连受罚。这类冤狱太多了，人们都把它叫文字狱。
    《红楼梦》又是成书于这样严重文字狱的乾隆时期，能够成功地避开文字狱的虎口而流传下来，不能不说作者曹雪芹是花了巨大的心力的。据了解，曹雪芹是设法避开文字狱，他大致用了以下的方法：其一，以给其披上神话的外衣。故意强调因果报应，一切似乎早已命定。其二，有意丢失朝代，模糊岁月，极尽“假语村言”之能事，使得与现实社会保持足够的距离。其三，歌功颂德的虚与暗涉社会真实的实。运用动听的套话和废话进行“例行公事”的颂扬最高统治者，曲笔隐写现实。其四，从小处着眼，通过生活锁事，以小见大表现社会的真实风貌。其五，删除和反复修改原稿中比较敏感的部分。开始写作《红楼梦》时，曹雪芹虽成功地避开政治的可怖“规矩”，却因家族缘政治衰败的阴影挥之不去，在不自觉中显露了过多的政治斗争阴霾的痕迹。于是不得复操作，以期将不“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地反政治的敏感降到最低。譬如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描写被删去便是证明。高鹗、程伟元的续书虽与曹雪芹之意大相径庭，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掩饰了比较敏感的政治意味和诸多可能的忌讳。譬如，第三回黛玉进府，见到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对这一细节人们往往忽略不思，觉得大概不过是随便那么一写，其实不然，这里面包含着《红楼梦》从生活真实到艺术虚构的重大关目。

不仅从曹雪芹的事实考证来说，我组在《红楼梦》评论上也找到了线索。“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脂砚斋、畸笏叟等人评注了《红楼梦》。踞了解，历史上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的隐射性质于人名中，如“探春”中的“探”字，徐健庵是探花出生，故探春隐射徐健庵。民国初期蔡元培的《石头记隐射》指《红楼梦》写的是康熙时的朝廷斗争，其实指反满。另有人指出宝玉就是曹雪芹，可脂砚斋给出反例，书中第十九回有批语大致说生活中没有宝玉其人，却能感觉得到他性情活生生地存在，宝玉只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

   然而，评论最终无统一结论，而其书开头说“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似乎也有理，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思想，需要更加的探索，有待研究。

引用资料：《文字狱》  石昌渝      

《石头记隐射》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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